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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想致富的“扶貧”不是好扶貧

  隨著脫貧攻堅的“2020年大考”即將到來,“扶貧怎么扶”這一問題再度引發關注。從最開始的畏難懼繁,到一度的“指標脫貧”,再到如今的“謀求致富”,過去幾年內的脫貧攻堅已經歷了數個重要階段。

  而在這個過程中,除了政府幫一把、金融機構提供資金“活水”、能人返鄉辦企業帶動貧困戶等常見方案外,大企業探索的“新扶貧”方案及成效也值得關注。

 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萬達集團的丹寨小鎮。萬達集團自2014年12月以來,對丹寨扶貧項目進行支持。3億元辦一所職業技術學院,8億元建一座旅游小鎮,5億元設立一只丹寨扶貧專項基金——教育、產業、對貧困戶的專項扶助,萬達集團多策同時發力,力求改變丹寨這個國家級貧困縣的面貌。因為成效良好,萬達集團還曾收到一封來自貴州省委、省政府的感謝信。

  無獨有偶,萬達集團并非是唯一一家探索企業扶貧的民營企業。2014年,國務院下發《關于進一步動員社會各方面力量參與扶貧開發的意見》,倡導民營企業扶貧以及深化定點扶貧工作。隨后,京東集團在其創始人老家宿遷建立客服中心,解決老鄉就業問題;阿里巴巴主要創始人馬云宣布阿里巴巴成立脫貧基金,未來5年將投入100億元支持鄉村振興計劃,又通過“螞蟻森林”等方式探索生態扶貧。

  除了大企業大責任的理念、響應國家號召的政治覺悟之外,這些企業在積極參與扶貧建設背后仍有一個共同點——探索一條能從扶貧到脫貧再到致富的路徑。對此,馬云在2018數博會精準扶貧高端對話上也表明觀點:“我自己認為,扶貧、脫貧和致富是三個不同的東西。扶貧給人以魚,脫貧授人以漁,而致富是給大家造魚池、魚塘,這是三件完全不同的事情。”

  這三件事卻并非孤立。不可否認的是,盡管看起來從扶貧到脫貧再到致富,是三步走的過程。但是,在實踐過程中,不從一開始就想致富的“扶貧”往往不是好扶貧。

  一方面,不想致富的“扶貧”從行動上容易流于形式。

  2020年全民脫貧的目標出爐后,扶貧攻堅成為不少地方工作的重中之重。從最初的“貧困戶指標淪為親友福利”等亂象頻出,到各地逐漸形成產業扶貧、政府—金融機構—龍頭企業—農村合作社—貧困戶合作等多重模式,扶貧本身被納入了區域發展的軌道。

  當然,迫于截止期限的壓力和超嚴考核的壓力,在這個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。反復的表格填寫、流于形式的到戶訪問以及在保險、產業鏈條建設尚未完全之際,扶貧項目出現了“數字脫貧”“指標脫貧”等問題。甚至有部分地區基于考核的壓力,出現了以直接給錢、會計考核方式變更等方式來強行脫貧“摘帽”。在這種“應付差事”之舉背后,即是僅以“扶”為目標,而未樹立“致富”這樣的發展性目標。

  另一方面,不想致富的“扶貧”從效果上看難以真正脫貧。

  不可否認的是,造成貧困原因多種多樣。因病因殘致貧、意外致貧、所處環境基礎設施落后產業不發達致貧等多重因素,都是單靠主觀意識和努力難以完全扭轉困境,或者努力方向與實際所需背道而馳的。在這種情況下,外部力量給方向、給資源或提供簡單的物質,自然可解燃眉之急。但是,民間有句俗語叫做“救急不救窮”。其本質上就是指,如果不能真正創造可持續生產與發展的環境,激活自主發展的潛力,那么這樣的“扶助”并不能改變被幫扶者的生活,從發展的角度來看容易反復,是低效甚至無效之舉。筆者在調研中也發現,有些地區根據貧困線的標準,對一些處在臨界線上掙扎的家庭給予“資金補助”,但有部分家庭也依賴于此,未能借此改變發展模式。一旦補貼、支持退檔,返貧或新貧容易發生。

  上述企業在扶貧時除了對困難戶的直接救助外,大多從教育、就業乃至公共環境的改善上下功夫。在對丹寨縣的支持中,萬達集團不僅出資建設了旅游小鎮,還調動了集團資源開發旅游線路、進行宣傳和支持,提供了營銷、市場等一系列軟性支持。據介紹,原本計劃3年的支持也延期至項目具有盈利能力為止。

  總之,對于任何一個國家而言,脫貧都是一場戰役而非一次戰斗。產業發展、基礎設施優化、公共服務提升這些長期建設不可能一蹴而就,但如果只是為了應付“指標”的脫貧,很容易出現反復,進而演變為無休止的重復建設,如此不僅低效、耗時,而且從中長期來看投入更多。

  在2020年打贏脫貧攻堅戰的號角下,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,盡管時間緊迫、任務艱巨,但反復內耗、重復建設并不可取,在這種戰役打響時,從給人以魚,到授人以漁,再到造魚池、魚塘,一個都不能少。

責任編輯:韓勝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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