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讓歷史燭照未來
嶺南金融史觀照

  策劃人語

  金融的力量之所以能夠影響歷史上諸多重要轉變,是因為它能夠讓經濟價值的實現在時間上提前或延后。十八世紀中葉以來,廣州“一口通商”令嶺南地區的對外貿易繁盛,進而在此孕育并誕生了中國較早的近現代金融業形態,近現代中國的金融制度、金融機構、金融工具等,大多肇始于此。改革開放后,嶺南金融業持續高水平發展,在多方面屢屢走在改革前列,其中就凝結著嶺南金融數百年的歷史、情感印跡與經營、管理智慧。2015年,《嶺南金融史》出版;2018年嶺南金融博物館建成開放,金融文化的又一地標在南國樹立。本刊將用四篇文章,講述嶺南金融數百年的故事。

  截至2018年末,廣東全省金融機構總資產達26.85萬億元;金融機構本外幣存、貸款余額分別為20.81萬億元、14.52萬億元,約占全國的1/9、1/10;上市公司總數、支付系統業務量、跨境資金流動總規模、跨境人民幣結算金額等主要金融指標,繼續保持國內領先。這一數字背后,凝結著數十年的發展智慧,更積淀著數百年的歷史煙云。

  乾隆二十二年(1757),清政府結束了康熙二十三年(1648)以來的四口通商貿易,在廣東設置十三行專營對外貿易,從十八世紀中葉到十九世紀中葉的近100年間,廣州是中國唯一對外貿易港口。在漫長歲月中,廣州逐漸成為全球航運、貿易中心之一,近現代的金融業形態在此初露端倪。此后,第一枚機制幣在此鑄造,首家外資銀行在此設立,中國最初的保險公司建立于茲……近現代中國的金融制度、金融機構、金融工具等,大多肇始于嶺南。

  中國機制幣歷史由此展開

  “洋船爭出是官商,十字門開向二洋,五絲八絲廣緞好,銀錢堆滿十三行。”這是明末清初,學者屈大均筆下廣州對外貿易的生動描繪。

  開海貿易給廣州帶來了無限商機。英國、法國、荷蘭、瑞典、美國等國家商船相繼到港開展貿易,進出口商品集中于此。經過十三行商人的交易,毛皮、毛織品、木材、胡椒、西洋參等商品由此登陸中國;茶葉、絲綢、瓷器、棉布及中藥材等由這里出口到世界各地。在國際貿易往來中,各國貨幣匯聚一方,大量外國銀元流入中國。

  最初,銀元采用實際重量計價,1銀元值銀兩7錢3分或600至700文,嘉慶年間開始以枚計價。但以枚計價實際價格高于含銀量,外國商人將中國白銀運出,鑄成銀元后重新運回中國,從中牟利賺取差價,因而“以致利歸外洋,漏卮無底”。

  林則徐曾在《查議銀昂錢賤》中提出,“欲抑洋錢,莫如官局先鑄銀錢,每一枚以紋銀五錢為準”。光緒十三年(1887),張之洞也提出自鑄銀元,《奏請機器制錢奏折》中提到“博采眾議,惟用機器制造則錢精而費不巨”。

  

  廣東省造“光緒元寶”銀幣

  在張之洞主導下,光緒十三年,廣東錢局興建,引進當時先進的英國鑄幣機器鑄造銀元和銅元。中國最早鑄造的機器銅錢——廣州鑄造的光緒通寶在光緒十五年(1889)誕生。光緒十六年(1890),廣州鑄造的七二正版龍洋成為中國最早鑄造并流通的機器銀元。此后,各省紛紛效仿,中國機制幣的歷史由此展開。

  辛亥革命后,以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,確定了銀元為貨幣單位,先后鑄有孫中山頭像的開國紀念幣和銀元。1914年,袁世凱在北京以大總統名義公布了《國幣條例》和《國幣條例施行細則》,規定“圓”為價格單位,各省開始鑄造鐫有袁世凱頭像的銀元。肇端于嶺南的機制鑄幣,匯聚激蕩起中國金融歷史長河中的一朵浪花。

  從傳統走向現代的金融業態

  十八世紀中葉以后的一個世紀,廣州站在對外貿易最前沿,使嶺南地區孕育出中國較早的現代金融業態。道光二十五年(1845),最早進入中國的外國金融資本銀行——英國麗如銀行在香港設立分行,在廣州設立分理處,成為在中國最早成立的銀行機構。中國第一家保險公司“諫當保安行”也于十九世紀初在此誕生。

  廣州“一口通商”實行后,廣州口岸的對外貿易遽然升溫。1800年前后,廣州已壟斷中西方貿易40余年,成為全球矚目的焦點,大量外國商船云集。為分散或降低海上貿易風險,外資保險業開始在嶺南興起。嘉慶六年(1801),在廣州的幾個外國商人聯合組織臨時保險協會,承保船只及其運載的貨物。隨著國際貿易發展,一些印度加爾各答的保險機構在廣州設置了代理處。

  正式成立的保險公司在嘉慶十年(1805)出現:是年,英國東印度公司達衛森,在廣州發起開設廣州保險會社,稱諫當保安行,該行由寶順洋行和渣甸洋行輪流擔任經理,中國的保險業就此發端。道光十六年(1836)諫當保安行改組,更名為諫當保險公司,光緒八年(1881)更名為廣東保險公司。

  歷史在更迭變幻中不斷推進。幾乎與諫當保安行同時,發源于民間的人壽會,顯露出保險行業的初步形態。清末,嶺南鄉村社會出現了類似儲蓄保險的民間組織人壽會,會員繳納會銀,中途死亡則獲賠喪葬費,繳納會費滿15年可領取償金。光緒年間,僅廣州就出現人壽會達17家之多。

  

  清末僑批

  得益于保險行業發端于此的傳統,嶺南地區成為中國保險業的誕生地,之后嶺南保險業蓬勃發展,一度成為中國保險業中心。

  幾乎與嶺南的近現代保險業發展同步,嶺南地區也較早出現了銀行業金融機構。到清末、民國,銀行業快速發展,中國通商銀行、大清銀行、交通銀行、中國農民銀行、郵政儲金匯業局、中央信托局、中央合作金庫等全國性銀行或金融機構紛紛在嶺南設置分支機構,促進了嶺南金融業發展。

  

  民國僑批

  為支持北伐,孫中山先生在廣州,曾一面籌建黃埔軍校,一面籌備設立中央銀行。1924年8月15日,中央銀行成立,孫中山親臨中央銀行,指出“共同維持中央銀行紙幣信用,促成中央銀行發展,不致為外資銀行所操縱”,并說“出師北伐,尤賴國家銀行之調劑也”。1928冬,國民政府遷都南京后,在上海組建中央銀行,1929年3月1日,位于廣州的中央銀行改名為廣東中央銀行。

  

  解放后僑批

  新中國成立后,嶺南迅速結束戰亂,人民政府接管舊中國官僚資本銀行,建立人民銀行體系,有力支援了經濟建設。改革開放后,嶺南銀行業先行一步,在體制改革與服務創新等方面成效顯著,為嶺南經濟與金融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。得益于良好的土壤和傳統,上世紀末,嶺南地區的金融業迅速發展,創出多個第一:1989年5月深圳招商銀行經國家外匯管理局批準試辦離岸金融業務,成為離岸金融業務的首創;1989年中國工商銀行廣東省分行研制出中國第一臺辨偽點鈔機;1995年6月22日成立的深圳市商業銀行,成為全國第一家城市商業銀行……

  僑批千里傳遞鄉愁

  嶺南金融承載歷史與成就的同時,也書寫著記憶與情感。

  

  嶺南金融博物館陳列的中央銀行模型

  “迢迢客鄉去路遙,斷腸暮暮復朝朝,風光梓里成虛夢,惆悵何時始得消。”這首詩是嶺南華僑在海外艱辛創業的真實寫照。

  晚清末年,嶺南沿海地區百姓赴海外謀生,首選目的地便是東南亞,俗稱“下南洋”。嶺南地區由于地理毗鄰,因而華僑眾多,珠三角和粵東的潮汕、梅州、江門等地都是著名的僑鄉。近代海外華僑中,廣東籍華僑約占華僑總人口的2/3左右,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,一封封具備著銀信合一功能的僑批,成為聯系廣東與全球華僑華人的紐帶,記錄下華僑金融發展的歷程。

  

  近代外資銀行“華人大班”與“洋人大班”的理念沖突,在嶺南金融博物館的雕塑中,有生動體現。

  漂泊在異鄉的華僑,大多從事港口搬運、挖礦、割膠、種植等苦力勞動,也有人擺地攤或挑擔子走街串巷,艱難謀生。拼命工作,換取微薄薪資,悉數寄回故鄉,贍養親人,曾是他們唯一的愿望和追求。

  為了滿足華僑寄信寄錢回鄉,催生了新興的行業——水客。水客經常往返國內外,專為僑胞遞送信件、物件。水客挑著籮筐或背著布囊,走街過巷或下鄉派送銀信,在近代銀行匯兌業務不發達的時代,他們溝通起海外華僑和祖國家鄉的信息、財產與情感紐帶。隨著海外華僑不斷增加,以批局、銀號、商號等承辦機構為代表的僑批業正式出現并迅速發展,才取代水客,成為僑批遞送的主流。

  僑批千里寄鄉愁,傳遞的不僅是家書,更有故園情。近代廣東華僑投資在全國華僑投資中曾占首位,1862-1949年間,廣東華僑投資企業占全國華僑投資企業總數的83%。

  隨著銀行的僑匯業務不斷發展,僑批局的性質也在發生變化,逐漸轉變為國家銀行吸收外匯的代理機構。二十世紀70年代,僑批業務由銀行接辦。至此,歷時一個半世紀的民營僑批業務逐漸退出歷史舞臺。

  如今,在廣州,國際金融城、金融機構云集,嶺南金融博物館建成開館,成為金融文化又一座地標。如今,粵港澳大灣區是全球最具有活力的灣區之一,其源自近代嶺南地區的金融智慧,沉淀數百年的金融傳統,將在未來的發展中繼續貢獻智慧,照亮前行道路。

責任編輯:李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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